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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古第一糊涂账,漫谈刘备“借荆州”始末_评史论今_天下豪杰

刘玄德到底借没借荆州呢?借了,还是没借。都不恰当,或许是一笔永远说不清的糊涂账。

这恐怕要从公元208年8月,刘表病逝,留下的那一大笔遗产说起。荆州为古九州之一,共有7郡,北据汉、沔,利尽南海,东连吴会,西通巴、蜀,此用武之国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更兼荆州在东汉十三州中也属经济发达地区,有户一百三四十万,人口六百余万,带甲十余万,其余粮草、器械、战船更是不计其数。

因此在刘表病逝后,各方势力风起云涌,孙权马上派出鲁肃前往查探虚实,如果刘琮和刘琦同刘玄德一心,则荆、吴联合共抗曹操;如果二子相争,则拉拢刘玄德以图荆州。

而相比孙权,行动更快的是曹操,在荀彧的建议下,抄近路轻装简行,疾趋宛、叶。早就心向已久的荆州豪族,裹挟着傀儡刘琮望风而降。

结果仅在刘表死后的一个月,刚刚抵达新野的曹操,就见到了请降的荆州使者。未废一兵一卒,尽得荆州,就连曹操也是不敢相信,深恐有诈,在娄圭的劝说之下,方解疑心。

而这时候的鲁肃还在路上,更惨的是驻扎在樊城的刘玄德,依然被蒙在鼓里,直到曹操抵达宛城才得到消息,惊愤之下,也只得弃樊城而逃。

「读史解谜」千古第一糊涂账,漫谈刘备“借荆州”始末

这一路逃亡并不顺利,本想占据南郡重镇江陵的刘玄德,结果在当阳便被曹操的精锐骑兵追上,损失惨重,最后只得放弃,逃往刘琦驻守的夏口。而恰在此时,听闻刘琮投降的鲁肃也当机立断赶到了夏口,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不久孙刘联军宣告成立。

这时的情况是曹操已经占据荆州其余六郡,以及江夏郡北部,东吴占据江夏郡东南的鄂县,刘玄德占据江夏治所夏口及周围的南部大部分地区。

现在觉得赤壁之战完全是东吴的功劳,其实也不正确的。此战中,东吴出兵3万人,刘玄德尚还有军力1万人,刘琦军力1万有余。所以现在也有人调侃说,这次投资,东吴占了接近60%的股份,介于刘玄德和刘琦的亲密关系,刘玄德占了40%多点的股份。当然战争这种事,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的用军力来计算。

之后,赤壁之战到底是什么情况,整个过程历史上记载并不完整,且本文也不需要详细讨论,反正孙刘这次获得了最终胜利。曹操退回了北方,只留下大将曹仁镇守江陵,乐进、徐晃、文聘、李通、满宠无人镇守荆州各地以为接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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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之后的决策中,孙权犯了致命的错误,导致赤壁之战的胜利果实几乎都被刘玄德摘走。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后,信心爆棚,错误的估计了曹军的实力,一方面派周瑜攻击曹仁镇守的江陵,另一面自己则带着张昭攻打合肥。

结果合肥战事不利只能退回,而周瑜也和曹仁在江陵对战长达一年之久,虽然最终曹仁弃城而逃,东吴获得了南郡治所江陵以及长江以南的半部,但却失去了抢占更多地盘的时机。

而刘玄德的经验显然更加的丰富,他在赤壁之战后,一方面上表刘琦为荆州刺史,确定荆州的合法归属权。 另一面,带着赵云亲自南下扫荡荆南四郡,结果武陵太守金旋(一说被刘玄德军所杀)、长沙太守韩玄、桂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纷纷投降。

最后结局是,占了最大股份,出力最多的孙权方面,费了一年劲却只占领了半个南郡,而刘玄德却一下子将荆南四郡收入囊中,成为最大的赢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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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,孙权怎么会允许刘玄德这么做呢?

这正是孙权在赤壁战后,错估了曹操的实力,而在合肥、江陵受挫后又一次错误判断了形式。他害怕周瑜在攻打江陵时,受到江北和荆南四郡的两面夹击,又害怕刘玄德将来和自己分享胜利果实。

一面让刘玄德派出关羽“绝北道”,阻挡徐晃、乐进、满宠、文聘、李通对曹仁的援助,并切断曹仁退路。

《三国志徐晃传》:“从征荆州,别屯樊,讨中庐、临沮、宜城贼。又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,与曹仁击周瑜於江陵。”

《三国志·乐进传》:“后从平荆州,留屯襄阳,击关羽、苏非等,皆走之,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。又讨刘玄德临沮长杜普、旌阳长梁大,皆大破之。后从征孙权,假进节。”

《三国志·文聘传》:“与乐进讨关羽於寻口,有功,进封延寿亭侯,加讨逆将军。又攻羽辎重於汉津,烧其船於荆城。”

《三国志满宠传》:“建安十三年,从太祖征荆州。大军还,留宠行奋威将军,屯当阳。”

《三国志李通传》:“与乐进讨关羽於寻口,有功,进封延寿亭侯,加讨逆将军。又攻羽辎重於汉津,烧其船於荆城。”

从结果看,虽然关羽没有完全达成“绝北道”的任务,曹仁最终还是逃跑,但是以一挑五确实为周瑜减轻了不少的压力。

另一方面,只让张飞带少量军力辅佐周瑜,估计只是让他作为孙刘同盟的吉祥物,事实上荆州之战中也并没有看到张飞的表现,应该就是怕事后分享战果。

同意刘玄德带着赵云扫荡南郡,这里孙权恐怕也是想让刘玄德阻挡荆南对江陵方面的压力,却没想到,四郡收的如此的轻松。

所以,如果说四郡完全是刘玄德自己打下来的,但当时孙刘联盟并没有结束,孙权认为自己也有股份也是正常的。可战争中,谁有和你讲这个,地盘实际在谁手中才是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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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再来说一下赤壁之战各方的战果,曹操虽然战败,但还是获得了南阳郡,南郡和江夏郡北部;孙权获得南郡和江夏南部,长沙郡的北部;刘玄德获得桂阳、武陵、零陵三郡和长沙郡南部。

这时候孙刘两家看地图都不对了,刘玄德则是被孙权两面包围,而孙权除了替刘玄德直面曹操,还养了一个腹心之患。

所以这时候双方有两个解决办法。

第一是,孙刘开战。

第二是,资产置换。

实力较弱的刘玄德显然是倾向于后一条的,因此《三国志·鲁肃传》记载:

“备诣京见权,求都督荆州,惟肃劝权借之,共拒曹公。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,方作书,落笔於地。”

三国中都觉得蜀国不置史官,因此没有记录留下。而《三国志》中吴史的素材大多来自吴国自己记载,难免有倾向性。

正如这条,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记载:

“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,又南征四郡。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桂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皆降。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。琦病死,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,治公安。”

初时刘琦为荆州刺史,刘琦死后刘玄德被众退为荆州牧,四郡实际又都在刘玄德的掌握下,又何需要向孙权“求督荆州”呢?

很显然,刘玄德此举一方面是希望继续维持孙刘两家的联盟,承认孙权盟主的地位。更重要的实际目的是来和孙权商讨双方土地置换事宜的。而鲁肃传中的记载明显是突出第一点,而忽略了另一个主要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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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名义上属于刘玄德的江夏南部,赤壁之战后实际已经在孙权的控制之下了,因此刘玄德希望以这块对自己已经无用的土地来交换南郡的半部。

对于孙权来说,其实相当于用自己已经实际掌握的土地来换自己的土地,怎么算都是亏本的买卖。但问题是南郡虽然肥美,在自己手中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,受到曹操和刘玄德两面的威胁。

对于这个问题,东吴方面也分成了两派。亲刘派的鲁肃则是“劝权借之,共拒曹公”,忌刘派的周瑜则是坚决的反对,并针对此事上疏,语在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:

“刘玄德以枭雄之姿,而有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,必非久屈为人用者。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,盛为筑宫室,多其美女玩好,以娱其耳目,分此二人,各置一方,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,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,聚此三人,俱在疆场,恐蛟龙得云雨,终非池中物也。”

但孙权考虑到,刘玄德既然是个枭雄,一时是难以取胜的,一旦僵持将要受到曹操的威胁,于是没有同意周瑜的这个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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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这招不同意,周瑜就又想了一个计策,并在不久后亲自回京面见孙权,谋划以南郡为跳板,与孙瑜一起攻取益州和汉中。孙权采纳了这个计划,周瑜立即回江陵准备,结果途中病死于巴丘。

周瑜一死,攻取益州、汉中的计划自然被搁浅了。失去了周瑜,又出于对刘玄德此时军事实力的担忧,亲刘派鲁肃占据了上风,很快孙权同意了“借地”给刘玄德。

《三国志程普传》记载:

“周瑜卒,代领南郡太守。权分荆州与刘玄德,普复还领江夏,迁荡寇将军,卒。”

这时候双方完成了江夏和南郡的交换,至此赤壁之战的获利相当于完全被刘玄德取得。

但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交易,也使后来孙权一直可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,为刘玄德将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

所以当后来刘玄德以荆州为根据地,占据益州后,孙权再次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,向刘玄德索要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个郡。没有划清战利品归属的问题这时便体现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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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权觉得自己是联军盟主,最大的股东,那么现在跟你要三个郡是很何情合理的要求,这还没有算利息呢。

但对刘玄德方来说就很不合理了,荆南四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,南郡也是用江夏换的,现在再给你半个长沙郡(北部半个长沙孙权占据)都算好了,还想和我要三个郡,给完了我在荆州还有什么?门都没有啊!

当然以上刘玄德的想法是我推测,但刘玄德毕竟还是理亏啊,于是用了一个拖字诀。在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中记载:

“二十年,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,使使报欲得荆州。先主言,‘须得凉州,当以荆州相与。’”

既然要不到,那就只有直接抢了,《三国志·吕蒙传》:

“权命蒙西取长沙、零、桂三郡。蒙移书二郡,望风归服,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”

闻讯的刘玄德立即“引兵五万下公安,令关羽入益阳”,孙权也“时住陆口,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拒羽,而飞书召蒙,使舍零陵,急还助肃。”

双方剑拔弩张,大战一触即发,但同年,又传来消息“曹公定汉中,张鲁遁走巴西”,害怕益州有失的刘玄德,火速与孙权议和,同意以湘水为界江夏、长沙、桂阳归孙权,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归刘玄德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湘水划界”。

于是双方罢兵,孙权喜滋滋的接收长沙和桂阳,而刘玄德则马上赶回了益州和曹操争夺汉中。按理说,这次和议已经把帐都算清楚,刘玄德把“借荆州”算是还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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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之后,孙权为何对荆州还是如此耿耿于怀,最后不惜破盟,派吕蒙“白衣渡江”袭取荆州呢?难道真的只是关羽那句“虎女焉能配权子”吗?

实在是因为荆州地理位置掐住了东吴的咽喉,过于重要。孙权虽然每次进攻曹操不利,但是有着长江天险的阻碍,曹军攻打东吴的路径也十分有限。

可刘玄德攻下汉中后声势大涨,实力达到顶峰,关羽又北伐襄樊,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一旦成功,那么刘玄德将代替曹操成为孙权最大的威胁。原先御敌的利器,也将成为敌人撕裂自己防线的凶器。那时关羽只要率水军顺流而下,东吴将防不胜防,后来历代灭江南用的都是这个套路。

正如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所写的那样:

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
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。

今逢四海为家日,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真到那时候,孙权恐怕只有亲自举着降幡向刘玄德屈膝称臣了。所以孙权再次抬出了“借荆州”的幌子,从背后偷袭了自己的盟友,说实话,这是非常背信弃义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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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计东吴自己也不好意思吧,所以史书中,除了襄阳人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、《三国志》中诸多吴传、东吴迷弟虞溥的《江表传》、韦曜的《吴书》,这些立场明显偏向东吴的史书,其他历史中均没有“借荆州”的记载。

也难怪《廿二史札记》作者赵翼曾说“借荆州”是“出自吴人事后之论”,“吴君臣之狡词诡说”,也不无道理。倒是后世评书、演义的流传,让刘玄德背了大大的一口锅。

但话又说回来,“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永远的利益。”从孙权的角度来说,为了国家的安全,袭取荆州是无可厚非的。

我们现代人对此恐怕唯有启示,就是合资做生意前,哪怕是最好的朋友,亲兄弟,也一定要明确利益划分,签好合同,不然的话,“借荆州”的教训就在眼前,不仅又成一笔糊涂账,双方还都要背上一口大大的黑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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